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延安市文物研究所黄陵县旅游文物局
(陕西西安市；陕西延安市；陕西黄陵县)
寨头河墓地远景
寨头河墓葬
寨头河墓葬
寨头河出土的魏币
寨头河墓葬出土的陶器
寨头河墓葬出土的陶器
寨头河墓地出土的铜鼎
关键词：黄陵寨头河戎人墓地战国时期
摘要：年4～12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延安市文物研究所和黄陵县旅游文物局对黄陵县阿党镇寨头河村的战国墓地进行了全面勘探及发掘，清理墓葬90座、马坑2座以及殉埋青铜短矛的方坑1座，出土了一批丰富的战国时期戎人遗存。寨头河墓地系晋陕高原首次发现并完整揭露的唯一一处戎人墓地，与魏国关系密切，为研究商周以来戎人的迁徙和流布提供了新的线索。它的发掘不仅填补了陕北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中重要的一环，也为辨识该区域同类遗存的年代及性质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标尺。
寨头河墓地位于洛河支流——葫芦河下游北岸的台塬坡地上，地势开阔平缓，略呈舌形，西南伸向河床(封二，1)。年4～12月，在延安市南沟门水利枢纽工程基本建设过程中，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延安市文物研究所和黄陵县旅游文物局对黄陵县阿党镇寨头河村的战国墓地进行了全面而详细地勘探及发掘，现将主要收获简介如下。
图一寨头河墓地位置示意图
一、墓地概况勘探表明，寨头河墓地南北长约、东西宽约50米，总面积约平方米，共发现墓葬90座、马坑2座以及出土青铜短矛的方坑1座，周边未发现围沟、围墙等墓园建筑遗迹。本次发掘对勘探发现的90座墓葬、2座马坑及1座方坑进行了全面揭露，出土了包括铜、陶、铁、骨、玉、贝、石器和料珠等在内的一批重要文物，数量达千余件。
图二寨头河墓地总平面图
发掘表明，寨头河墓地墓葬之间几乎不见相互叠压、打破现象，布局规整，局部可以观察到成列或成排的分布现象，暗示着该墓地具有统一的布局规划且使用时间相对较为短暂。所有战国时期遗迹均叠压于明清文化层下，打破生土。发掘的2座马坑(编号K2及K3)，各殉埋两匹马。发掘的1座方坑(编号K1)，口大底小，内埋长约40厘米的短矛一副，此坑位于规模相对较大的墓葬周围。
此外，在发掘期间，我们为寻找与墓地相关的遗存，开展了小规模的区域考古调查。目前已在寨头河墓地西北约4公里的史家河村发现一处墓葬群，可能为战国秦人墓地。与墓地相关的遗址虽尚未确认，但在寨头河墓地以南约米的葫芦河河道内发现许多战国时期板瓦残片，据此推测遗址可能位于地势较低的墓地南侧，由于葫芦河河道的变迁已被冲毁。
二、墓葬举例图三寨头河M7平、剖面图1.陶侈口罐2.陶单耳罐3.骨管4～7.骨络饰8.骨镞9.马镳10.铜镞11.铜戈12.铜鼎13、14.铁器15、16.铜马衔
寨头河墓地发掘的90座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大多数为东西向，有13例为近南北向，南北向墓多分布于墓地边缘地带。头向以东向居多，南北向墓葬头向北；葬式以仰身直肢为大宗，另有屈肢葬6座、二次葬5座和解体葬1座。大多数墓葬内发现有棺、椁等朽木灰痕，个别墓葬无葬具，葬具有单棺和一棺一椁两类。
图四M7出土器物1.陶侈口罐(M7∶1)2.陶单耳罐(M7∶2)3、4.骨络饰(M7∶4、6)5.骨管(M7∶3)6.铜镞(M7∶10)7.骨镞(M7∶8)
若以墓室规模2.5×1.5、1.5×1米为界，大致可划分为大、中、小三类。墓葬大小不同，随葬器物差别明显，小型墓葬仅随葬日用陶器和小件铜器；中型墓葬内皆葬有铜剑、铜戈等兵器；大型墓葬则以随葬车马器、铜鼎、玉贝类串饰为主要特征。此外，许多大中型墓葬中还发现以牛头、羊头和马头置于棺椁之上、壁龛之内或以牛马肩胛骨随葬棺内的殉牲习俗。现对其中几座墓葬作一介绍。
(一)M7墓葬形制与随葬品
1.墓葬形制及葬具葬式
M7为大型竖穴土坑墓，方向°。墓口长2.74、宽1.6，墓底长2.84、宽1.56，墓深6.72米。西壁在距墓口深0.46米处内凹，最深约10厘米，在深约2.9米处恢复直壁。长方形盗洞位于墓室中部，未及墓底，故随葬品得以完整保留(图三)。
墓葬内填五花土，以黄色为主，杂有红褐色斑块，经夯实，土质坚硬。墓主人人骨保存完整，头西面南，仰身直肢，颌微张，双臂交叉置于腹部，髋骨、肋骨腐朽，双腿伸直。葬具为一棺一椁。椁室长2.28、宽1.2、高0.57米；棺室长1.85、宽0.76、高0.37米。椁板厚约6厘米，棺板厚约4厘米，棺椁间距18厘米。
2.随葬器物
共出土随葬品21件。多分布于墓主身体两侧和墓主头部两侧的棺椁之间，墓主左肩处出土铜戈1件，左膝外侧出土铜镞1件，墓主头部西北方向棺椁间出土陶罐2件，西南方向棺椁间出土铜鼎1件及马器数件。
陶侈口罐1件。标本M7∶1，夹砂灰陶，质地斑驳。侈口，方唇，高领，圆折腹，腹壁斜直，领腹比例约等，平底稍内凹，素面。口径8、高11厘米(图四，1；图版四，1)。
陶单耳罐1件。标本M7∶2，夹砂灰陶，质地斑驳。侈口，方唇，圆腹，平底，口沿和上腹之间有一单耳，已残，素面。口径9.5、高13.5厘米(图四，2；图版四，2)。
铜鼎1件。标本M7∶12，子母口，圆体，深腹，三蹄形足较矮。口沿下饰水波纹条带，腹部有一周套索贝纹，上腹部附两兽面形衔环耳。口径长15、高12.5厘米(图版三，1)。
铜戈1件。标本M7∶11，长援，援体上扬，三穿，其中上栏一穿，胡上二穿，长方形直内较长，内上有一方形穿。援长27、内长18厘米(图版六，5)。
铜镞1件。标本M7∶10，三棱镞，镞身较长，三翼窄，脊较长透本，关处有銎。长7厘米(图四，6)。
铜马衔1对。标本M7∶16，浇铸连接，衔体上有缠索状凸棱。长27、环首直径长7厘米(图版六，3)。
骨管1件。标本M7∶3，圆筒形，中间空，两端切割面较平，管体上有一圆穿孔。长2.7、圆孔直径0.6厘米(图四，5)。
骨络饰4件。标本M7∶4，半圆体，底面磨平，顶面呈弧形，中间一圆孔。直径3.8、圆孔直径1.3、最厚处1.6厘米(图四，3)。标本M7∶6，呈“8”字形，两端各有一圆孔，两边缘较薄，中间稍厚。长4.5、宽3.2厘米(图四，4)。
骨镞1件。标本M7∶8，圆体，中空。残长2.9厘米(图四，7)。
图五M7出土角马镳1.M7∶9-12.M7∶9-23.M7∶9-74.M7∶9-55.M7∶9-36.M7∶9-47.M7∶9-68.M7∶9-8
角马镳4对8件(图版五，2)。标本M7∶9-1，四棱体，前端较尖，后段齐平，侧面有两方孔，正面有一圆孔，位于两方孔中间。长16厘米(图五，1)。标本M7∶9-2，扁体，侧面有两方孔。长15厘米(图五，2)。标本M7∶9-3，前端圆尖，后段呈圆角方形，侧面有两方孔。残长14.6厘米(图五，5)。标本M7∶9-4，前端稍残，后段呈近圆形，侧面有两方孔。长16.6厘米(图五，6)。标本M7∶9-5，同M7∶9-4。长15.4厘米(图五，4)。标本M7∶9-6，同M7∶9-4，惟后段弯度较小。长16.2厘米(图五，7)。标本M7∶9-7，同M7∶9-4，前端残。残长14.6厘米(图五，3)。标本M7∶9-8，同M7∶9-1，后段一侧被削成一小斜面。长21厘米(图五，8)。
(二)M11墓葬形制与随葬品
1.墓葬形制及葬具葬式
图六寨头河M11平、剖面图1.陶铲足鬲2.陶单耳罐3.铁器4.骨笄
M11为中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墓口长2.1、宽1.1、墓深3.14米。墓壁在距墓口深1米处内凹，在深2.2米处恢复直壁。墓室东南部发现盗洞一处，椭圆形，未及墓室。墓葬内填五花土，以黄色为主，杂有红褐色斑块，经砸实，土质坚硬(图六)。
图八寨头河M51平、剖面图1.陶鼓腹罐2.陶罐式鬲3.陶罐式鬲4.陶鼓腹罐5.骨笄6.铜布币7.铜带钩8.铁器
墓主人骨保存完整，仰身直肢葬，头北面东。葬具为单棺，棺长1.9、宽0.82米。
2.随葬品
出土随葬品5件，其中墓主左肩顶部出土骨笄2件，右肩上方出土铁器1件，右髋骨南侧出土陶铲足鬲1件，左髋骨上方出土陶单耳罐1件。
图七M11出土器物1.陶铲足鬲(M11∶1)2.陶单耳罐(M11∶2)3.骨笄(M11∶4)
陶铲足鬲1件。标本M11∶1，夹砂灰褐陶，素面，质地斑驳。侈口，矮直领，口沿处有一单耳，耳顶面与口沿齐平，下折后连接于袋足上部，袋足下接三个扁铲状实足跟。口径10.5、高12.5厘米(图七，1；图版三，2)。
陶单耳罐1件。标本M11∶2，夹砂褐陶，素面，质地斑驳。直口方唇，口沿处有一单耳，耳顶面与口沿齐平，下折后连于上腹部，鼓腹，平底。口径6、高8厘米(图七，2；图版三，3)。
骨笄2件。标本M11∶4，长丁字形，一端有圆形丁帽，另一端残。残长9.3厘米(图七，3)。
铁器1件。锈蚀严重，器形不辨。
(三)M51墓葬形制与随葬品
1.墓葬形制及葬具葬式
M51为中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墓葬口底尺寸相若，墓口长2.4、宽1.4、墓深5.9米。在距墓口深4.4米处，东西壁外扩，内深约0.3米，在距墓口深5米处恢复直壁。在北壁距墓口4.4米处有一壁龛，平面呈不规则的圆形，直径约20厘米，进深约25厘米，龛内放置陶罐1件。葬具为单棺，较小。墓葬内填五花土，经砸实，土质较硬(图八；图版一，2)。
墓主骨骼较为凌乱，应为二次葬。
2.随葬品
出土随葬品7件。除壁龛内出土陶罐1件外，北壁与人骨之间，自西向东出土罐式鬲2件，陶罐1件，墓主南侧出土布币、铁器，人骨左侧中部出土铜带钩，头骨左侧出土骨笄。
图九M51出土陶器1、3.陶罐式鬲(M51∶2、3)2、4.陶鼓腹罐(M51∶1、4)
陶罐式鬲2件。均夹砂灰陶。标本M51∶2，侈口，圆唇，圆鼓腹，三矮足，腹上部有一单耳，腹部饰绳纹。口径9.5、高13厘米(图九，1；图版三，4)。标本M51∶3，侈口，圆唇，肩部似有耳，已残，深腹，四矮柱状足。肩部一周竖绳纹带不明显。口径9、高10.5厘米(图九，3)。
图一○寨头河M76平、剖面图1.陶豆2.陶侈口罐3.陶豆4、5.铜环6.铜管7～10.铜铃11、12.铜带钩13.兽骨14.骨笄
陶鼓腹罐2件。标本M51∶1，泥质灰陶，侈口，卷沿，圆折肩，肩面较宽，腹下收较甚，平底，肩部及腹部有不甚明显的划纹。口径10、高15厘米(图九，2)。标本M51∶4，夹砂灰陶，砂粒较细。侈口，卷沿，小方唇，圆折肩，肩面较宽，腹下收较甚，平底，素面。口径8、高10厘米(图九，4)。
铜布币1件。标本M51∶6，平首，平脚，圆弧裆，一面铸文“阴晋半釿”。高4.1、宽3厘米(图版二，3)。
铜带钩1件。标本M51∶7，琵琶形。钩首似水禽型，钩尾圆弧，钩钮近钩尾处。长9厘米。
骨笄1件。标本M51∶5，残长3厘米。
(四)M76墓葬形制与随葬品
1.墓葬形制及葬具葬式
M76为中型长方竖穴土坑墓，方向°。墓口部分为后期人类活动破坏。墓葬口底尺寸相若，墓口长2.5、宽1、残深1.35米。墓葬内填五花土，经砸实，土质较硬(图一○；图版一，1)。
葬具为单棺，棺长2.3、宽1米。墓主人骨保存完整，仰身直肢，头西面北。
2.随葬品
共出土随葬品13件。陶器位于棺室东南角，墓主左胸部偏下出土玉珠、铜带钩、铜环、铜铃及小铜管。
陶豆2件。均泥质灰陶，素面，器形及大小略有差异。标本M76∶1，口微内敛，口沿下有两道凹槽，深腹外鼓，细柄，喇叭口器座较矮。器体略有变形，当系烧制时造成。口径17、腹深8、通高16.5厘米(图一一，3；图版三，5)。标本M76∶3，个体较小，敞口，尖唇，浅盘，盘底较平，内饰两周暗弦纹，细柄，底座略残。口径9.5、盘深2、残高8.5厘米(图一一，1)。
陶侈口罐1件。标本M76∶2，泥质灰陶。敞口，窄平沿，尖唇，束颈，深腹微鼓，平底内凹。唇外饰一周锯齿状纹饰，上腹饰一周由小圆点构成的波折纹。口径9.5、通高14厘米(图一一，2；图版四，3)。
图一一M76出土器物1、3陶豆(M76∶3、1)2.陶侈口罐(M76∶2)4.铜环(M76∶4)5.铜管(M76∶6)
铜带钩2件。标本M76∶11，琵琶形，背弧，钩体较宽，钩面饰几何状纹饰，因锈蚀，不清晰。长9.8厘米。标本M71∶12，曲棍型，钩首似禽首，钩钮距钩尾稍远。长7厘米(图版六，7)。
铜铃一组4件。器形基本一致，大小及保存状况略有差异。圆形首，桥形钮，铃口呈椭圆形，铃舌或存或缺，范线明显，多见浇孔。标本M76∶7，高3、铃口长径1.9、短径1.4厘米(图版六，6)。
铜环2件。标本M76∶4，圆形，外径5.6、内径4.5厘米(图一一，4)。标本：M76∶5，圆形，外径5.5、内径4.4厘米。
铜管1件。标本M76∶6，长方体，表面饰斜线纹。长4.6、中孔直径0.7厘米(图一一，5)。
图一二寨头河M78平、剖面图1.陶罐式鬲2.陶侈口罐3.陶鼓腹罐4.铜带扣5～7.铜镯8、9.石杖头10.兽骨
骨笄1件。标本M76∶14，残长6厘米。
(五)M78墓葬形制与随葬品
1.墓葬形制及葬具葬式
M78为大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90°。墓葬为后期人类活动破坏，残深3.85米。墓底与墓口尺寸相若，长2.7、宽1.5米。墓葬内填五花土，经砸实，土质较硬(图一二；封二，2)。
葬具为一棺一椁，椁室长2.35、宽1.1、高0.7米，椁板厚约6厘米；棺室约1.85、宽0.7、高0.3米，棺板厚约5厘米；棺椁间距约20厘米。墓主人骨保存完整，位于墓室中部，仰身直肢，头朝东面朝上。
2.随葬品
出土随葬品10件。墓主颈部出土铜带扣、铜镯，左肩处出土杖头石，棺椁间南侧出土陶罐、陶鬲以及兽骨少许。另外，墓主口含绿松石珠子1枚。
陶罐式鬲1件。标本M78∶1，夹砂灰陶，微侈口，方唇，束颈，圆腹，矮锥状足，裆近平。腹及足饰粗绳纹。口径11、高14厘米(图一三，1)。
陶侈口罐1件。标本M78∶2，夹砂灰陶，质地斑驳。大侈口，窄平沿，高领，鼓腹，平底。领下部饰一周附加堆纹。口径13、高18厘米(图一三，2；图版四，4)。
陶鼓腹罐1件。标本M78∶3，泥质黑皮陶红胎。侈口，卷沿，束颈，圆折腹较矮，平底，素面。口径9.5、高10厘米(图一三，3)。
铜带扣1件。标本M78∶4，主体部分为圆环形，一侧接梯形钮，对应一侧有三角形凸起。圆环形上饰一周弧线纹样。外径3.5、内径1.4、三角形凸起长0.8厘米(图版六，2)。
铜镯3件。标本M78∶5，圆形，两端卷起相接。直径长5.4厘米(图一三，4)。
石杖头2件。标本M78∶9，砂岩质，卵圆形，中间有圆形穿孔。长5.1、宽4、厚2.2厘米(图版六，1)。
图一三M78出土器物1.陶罐式鬲(M78∶1)2.陶侈口罐(M78∶2)3.陶鼓腹罐(M78∶3)4.铜镯(M78∶5)
三、马坑马坑共见2座，编号分别为K2、K3，均为东西向长方形竖坑，马头向东、南北并列、卧姿规整，应系有意摆放。马尾后留有2米见方的空间，但清理时未发现车木朽灰和车器，四匹马身上亦未发现与车相关之器具。
K2为东西向长方形竖坑，长4.3、宽2.5米。两马东西向，南北并列，马头向东，前肢跪卧，后肢蜷缩于尾部。卧姿规整，无僵硬之感。两马长卧长约2.6米。马尾后留有约1.7米空间，底部与马卧处在同一平面，清理至底未发现任何痕迹。在北边马颈旁发现1件骨络饰(图版二，1)。
四、结语寨头河墓地出土的“阴晋半釿”、“梁半釿”桥形布以及数量丰富的矮实足跟罐式鬲等典型陶器为准确判断墓地的年代及其与战国时期魏国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证据；常见于陇东一带戎人墓地的典型器物如杂色陶侈口罐以及铲足鬲等为判定墓地的族属提供了依据。
以陶色斑驳的铲足鬲和各类侈口罐组成的“杂色陶”陶器群，在整个墓地出土陶器数量中占有绝对优势。自毛家坪B组遗存被辨识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铲足鬲为西戎陶器，而各类无耳、带耳或带鋬的侈口罐，与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诸文化中流行的同类器物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1]。寨头河墓地出土的陶豆、陶鬲、铜鼎、铜戈等在三晋地区器物演变序列中均是战国早、中期之典型器物。以牛头、羊头、马头殉牲的习俗常见于戎狄文化区。据此，我们初步推断寨头河墓地为战国时期戎人遗存[2]。《史记·匈奴列传》记：(战国早期)“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3]。寨头河墓地当属于上郡南缘一带附属于魏国的界边戎人。另外，墓地还出土了少量北方草原式器物，如陶钅复(图版三，6)、镂空铜牌饰(图版五，1)，或与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融入有关。
寨头河墓地系晋陕高原首次发现并完整揭露的唯一一处戎人墓地，不同于以往陇东地区发现的与秦人联系紧密的戎人遗存，该墓地与魏国关系密切，为研究商周以来戎人的迁徙和流布提供了新的线索。寨头河墓地区域位置重要，地处由北向南、由西至东的文化通道之中枢，文化面貌复杂、多元因素共存，为探讨东周时期的文化传播、民族融合和互动提供了新的考古学材料。它的发掘不仅填补了陕北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中重要的一环，同时也为辨识该区域同类遗存的年代及性质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标尺。
领队：孙周勇
发掘：邵晶孙战伟孙周勇邵安定徐菱刘小玲
照相：邵晶孙战伟张明惠
执笔：孙周勇邵晶孙战伟邵安定徐菱
注释：
[1]赵化成.甘肃东部秦和羌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C]∥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文物出版社，年.
[2]孙周勇,孙战伟,邵晶.黄陵寨头河墓地相关问题探讨[J].考古与文物,(6).
[3]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第50卷)[M].北京：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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