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近年考古发掘的元代刘黑马家族墓，是迄今陕西地区发掘规模最大的元代家族墓地，出土文物种类多样，尤其是细泥灰黑陶俑和明器具有区域文化特色，真实反映了蒙元时期汉军世侯的社会生活、等级制度、丧葬文化与器具组合等重要内容，出土陶瓷器均可作为重要的纪年断代参照。
年在西安市长安区韦曲夏殿村附近，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发掘了一组规模较大、排列有序的元代墓葬群，经对这12座墓的墓葬形制及出土墓志、随葬品的整理研究，确定其为蒙元时期汉人世侯刘黑马的家族墓地。墓葬中4座墓出土有墓志，墓主分别为刘黑马、刘元振及夫人郝柔、刘元亨、刘天杰，其中刘黑马、刘元振父子见载于《元史》，最为知名。
刘黑马是元太宗窝阔台所立的汉军三万户之首，其家族是蒙古国至元朝初期极为重要的一支政治势力，据《元史·刘黑马传》记载：“岁己丑，太宗即位，始立三万户，以黑马为首，重喜、史天泽次之，授金虎符，充管把平阳、宣德等路管军万户，仍佥太傅府事，总管汉军……会增立七万户，仍以黑马为首，重喜、史天泽、严实等次之……辛丑，改授都总管万户，统西京、河东、陕西诸军万户，夹古忙古歹、田雄等并听节制”。刘元振为刘黑马长子，曾从元宪宗由川蜀取道攻宋，以于钓鱼山接降南宋名将刘整一事有功而闻名，袭封为成都经略使，后授为怀远大将军、行军副万户，其夫人郝柔为太原五路万户郝和尚拔都之妹。刘元亨为刘黑马第八子，官任山西东西两路征行千户。刘天杰为刘黑马之孙，隐居于西安市户县罗什里，不仕。
这12座墓葬形制较为统一，均为埋藏较深的土洞墓，其中多数墓葬以狭长的斜坡带有窄台阶的墓道、用以下棺的大型天井、设有壁龛的墓室组成。封门采用砖砌或土坯，有的还在封门外竖有石板或墓志。虽多数墓葬被盗，但出土器物类型仍较为丰富，包括铜器、铁器、瓷器、陶器、纺织品及种类多样的铜钱等。其中陶明器数量最多，均为细泥灰黑陶，主要有饮食器碗、盘、盆、勺、盏托、盏、碟、玉壶春瓶、梅瓶、执壶、罐等；日用器匜、盒、香炉、烛台等；模型器：灶、仓等；仿礼器：簠、簋等；陶俑有车马俑组合、牵马俑组合、牵驼俑组合、骑马俑组合、男女侍俑、家畜俑（牛羊猪狗鸡）、镇墓俑（墓龙）等。此外还有一批工艺精美的金银、珠玉首饰，包括金满池娇发簪、如意簪、折股钗、金嵌宝石耳环及各类水晶、玛瑙、绿松石珠片等，为这次发掘带来惊喜。
各类珠饰
金满池娇发簪
金天茄耳环
金镶宝钿耳环
金簪细部（簪头正面）
金折股钗
金折股钗
玉如意簪
玛瑙饰
刘黑马墓为长斜坡墓道前后双室土洞墓，由狭长的斜坡墓道、一个天井、青石板及砖砌两重封门、甬道和前后墓室、六个壁龛等部分组成。在天井北部发现有早期盗洞，曾被盗扰。其墓志为元代儒学大家骆天骧撰文并书丹，据志文记载，刘黑马葬于相当于南宋时期的大朝中统三年（年）。其墓中共出土陶男侍俑4件，泥质，以手塑为主，烧成温度低，陶色灰褐，质地酥软，其中一件出土时已碎为泥渣，未能修复，仅可根据其残片判断该男俑头部笼发裹巾。余3件男俑，均内着对襟曳地长袍，外穿方领窄袖衫，露靴，直立于长方形踏板上。男俑面部饱满，细长眼，或抱手拱于胸下，手中有圆孔，原似执有物；或手托梅花纹方巾，上捧小口圆肚梅瓶；或手托梅花纹方巾，上捧唾盂。其发式分为两种，其一笼发裹巾垂脑后，其二前额髡发，脑后两辫垂至腰间。刘黑马墓出土的陶俑造型有明显的契丹人发式特征，与其墓志中所记载“本耶律道光之后，金朝改耶律为移刺，又改移刺为刘姓”甚为贴合。
刘黑马墓裹巾陶俑
刘黑马墓髡发陶俑
刘元振及夫人郝柔合葬墓是这组家族墓中的典型墓葬之一，系长斜坡窄台阶前后室土洞墓，平面呈不规则的铲形，坐北朝南，由墓道、过洞、天井、封门、甬道及前后墓室、壁龛组成。发掘时在这座墓葬的天井北侧发现有椭圆形的盗洞一处，打破封门上角直通墓室内，系早期遭盗。封门为砖砌，在门外又以青石质墓志一方竖立封堵，志主为刘元振。墓室前室平面略成梯形，穹窿式顶，前室东壁中部及西壁偏南处各设有一个壁龛，底部与墓室底平齐，在前室西壁北部略向外扩形成一处开放式的浅龛，前室中部偏南放置墓志一盒，志主为夫人郝柔。后室略呈梯形，地面高出前室0.30米，系在生土台上铺设一层青砖形成棺床，棺床上东西并置两个木棺，头北足南，棺板已残朽，在其内壁可见饰有丝绸织物的残痕，棺底有水银痕迹，为残陶簠内溢出。两具木棺皆被盗扰，棺盖置于棺旁，人骨已朽化。
该墓虽曾被盗，但形制基本完整，出土各类随葬品计件（组），前室及壁龛内的陶制随葬明器多置于原位，未经扰乱。其中以一批类型丰富、组合完整、制作精细的陶俑为这座墓葬发掘的重要收获，主要类型有男俑、女俑、骑马俑、牵马俑组合、牵驼俑组合、车马俑组合、家畜俑及镇墓俑等。其中牵驼俑为色目人造型，按其陶质陶色及造型不同，可分为两种：第一种陶质较粗，陶色灰褐；突出表现了色目人的络腮胡须，其体形宽肩窄腰，腹部鼓突；头缠巾，身穿右衽交领窄袖袄，腰束带，下着裤，足蹬络缝靴；头部微右扬，右臂曲肘握拳中空似攥物平抬于身前，左手微曲肘握拳中空置于左腹侧，双手做牵引状；直身微前倾，两腿分立；骆驼为双峰，前峰右耷，后峰左耷，驼尾左摆贴于臀上，驼鼻中原插有鼻销，呈抬头正视前方状，体瘦腿长，四足直立，身微前倾，颇具动态。第二种陶质细密，陶色灰黑；塑造的色目人俑为深目高鼻，络腮胡须，脑后垂单辫；头戴钹笠帽，帽后垂缨，身穿右衽交领窄袖长袍，腰束窄带，足蹬络缝靴；直身微前倾，两腿分立；骆驼背上覆载有毡毯，驼尾右摆贴于臀上，呈抬头正视前方状，四足直立。
牵驼俑组合
牵驼俑组合
两组骑马俑为婆焦发式，脑后两侧垂“不郎儿”，头戴钹笠帽，帽后垂缨，足着靴踏于马镫内，呈骑坐姿塑于马身。陶马配鞍鞯勒镫、络头、攀胸、鞦、鞘，披鬃束尾，呈走动姿立于踏板上。其服饰、发饰等皆为元代男子骑装的典型造型。
骑马俑组合
另有10余件男侍卫俑颔下蓄须，宽肩窄腰腹上微隆，头戴介帻，笼发于内，身着团领窄袖短衣扣于左肩，罩在对领及膝短襕袍上，腰间用革带束两周，一周束于腰部，一周束于上腹部，插尾端于腰带后侧，下着裤，足着鞋袜，直身微前倾，两腿分立，尽显蒙元武士们的剽悍气概。
男侍俑
又有数十余件男俑，或头戴介帻，或裹巾，或梳婆焦发式上戴钹笠帽者，皆身材挺拔，体态匀称，丰神俊秀，塑造摹写细致入微。
男侍俑
男侍俑
男侍俑
男侍俑
在对家畜等小型动物俑的模塑方面，能够把握其造型特点，轮廓线条洗练、细部表现生动，如细犬、卧牛、卧猪等。具有镇墓性质的陶龙，呈蹲立姿势，前肢直立，后肢蹲于底座上，曲颈弓身翘尾，头部髯毛飞扬，龙鼻前翘，露齿凸睛，极具动感。在墓葬中还出土有陶仿礼器的明器，尤其是龟钮陶簋和龟钮陶簠，可考宋人聂崇义的《三礼图》中所绘礼器，说明了北宋一代的复古倾向及复古实践在陕西关中地区对蒙元初期的丧葬观念和习俗仍具有着一定的影响。
另外，出土的一枚仙人龟鹤齐寿具柄铜镜体现了宋金时期的铜镜样式，其为带柄桃形，镜缘凸边压于柄上，镜中主体为一持杖广袖仙翁，身后跟随抱物窄袖小童，皆立于山石之上。仙翁头顶有北斗七星及云气图纹，前方空中飞翔白鹤，足下匍匐一灵龟，灵龟前方有瑞草灵芝之属。
刘元振墓志为一方方形青石制成，其外侧刻志盖，内侧刻志文，志石厚14.5厘米，长宽91厘米。志盖面刻四行，行四字，阴刻篆书：“大元怀远大将军成都经略使刘公墓铭”，减地平雕，四周出框。志石面阴刻隶书39行，满行39字，共计字。志石边缘略有残损，四边阴线刻卷草纹，线条舒卷流畅，为唐代早期墓志边饰所使用的唐草纹饰典型，其上又使用阴线刻有十二开光，每边3个，开光中刻有十二生肖纹，线条较为粗糙，为唐代中晚期墓志常用纹饰。可以得知，刘元振墓志石为使用一方唐代墓志经二次改刻而成。此墓志志文为其儿女亲家廉希宪书丹，廉希宪为元代著名政治家、儒学大家。据墓志记载，刘元振葬于元至元十二年（年）。夫人郝柔墓志为元代儒学大家萧奭斗撰文，并题书志盖，据志文记载，郝柔为太原五路万户侯郝和尚拔都之妹，于元大德六年（年）祔葬。
刘元振墓志出土情况——封门外
刘元振及郝柔合葬墓中出土的随葬陶俑可以明显分出两种类型，应与其夫妻先后两次间隔27年下葬有关。较早的一批陶俑造型较为粗笨，陶色略呈灰褐色，陶质较酥，陶皮未经打磨光亮，其上残留有彩绘白底，使用模塑手修的技法，细部表现多为贴塑而成；较晚的一批则陶色灰黑光亮，质地较细密，模塑手法成熟，造型标准，细部表现为线刻而成。
刘天杰与其后妻王氏葬于元至正二十年（年），其墓早年被盗，未见随葬陶俑等丧葬明器，墓室中出土有一件三彩釉陶香炉和三件钧窑瓷碗。香炉仿三足鼎炉式，平沿方唇，束颈，颈下贴附双耳，方形上折，扁鼓腹，腹上一周模印云龙纹，平底，腹下贴附三足，足尖内弧。瓷碗釉色呈蓝色，经窑变；施釉不及底，露出素胎圈足，碗外壁腹部挂釉滴较厚。瓷碗造型直口圆唇，斜腹，平底小圈足，足底斜削。
元代刘黑马家族墓葬的发现有着较为重要的价值。一方面它极大地丰富了陕西地区元代考古的资料，拓宽了研究的视野。近60年以来陕西地区已发表的元墓资料仅有10余种，其中许多并非科学发掘，可确认的家族墓也仅有户县贺氏家族墓一例。这次考古发掘的元代刘黑马家族墓葬等级较高，排列有序，形制完整，随葬品种类丰富，对研究陕西地区，尤其是西安附近元墓的形制特征、随葬器物组合关系及这一时期丧葬文化的源流和演变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更值得北京哪治疗白癜风不复发北京那个医院治疗白癜风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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