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耳鸣比癌症更难治疗？、为什么说耳鸣比癌症更难治疗？摘要：人们谈癌色变，认为癌症是目前最难治的疾病，其实，纵观人类的疾病史和治疗史，恐怕没有比耳鸣更难对付的疾病了！为什么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六点：1）人类对耳鸣的认识史与人类史一样长，最早明确记载有耳鸣诊治的著作，应该是我国最早的医学经典名著《黄帝内经》，而对于众病之王的癌症的认识则始于距今年左右的西方医圣希波克拉底用“carcinos”和“carcinoma”来对肿瘤进行的记述。2）人类对耳鸣治疗与耳鸣产生原因和形成机制的研究至少有年，但在中世纪人们才开始对肿瘤开展较多研究，并开创了手术治疗肿瘤的先河。）为了征服耳鸣，西方科技工作者也是想尽了办法但迄今成效甚微，而对于癌症治疗早在19世纪，外科手术切除肿瘤已成为癌症治疗的有效方法。4）耳鸣的真正病灶病因不明，癌症则多能精准定位。5）耳鸣机制不清，癌症形成机制则早有公论。6）对于癌症治疗，除了放疗、化疗和手术等常规疗法外，新的疗法如免疫疗法、单抗疗法等都在不断涌现。但对于耳鸣，无论是美国FDA还是欧洲EMA还均未批准一种专用于耳鸣治疗的药物，耳鸣依然是世界性难题，对于大多数病因复杂的或查不到确切病因的尤其是耳机能退行性及听神经功能紊乱、衰退或病变引起的绝大多数耳鸣来说，除兰茜耳康-耳鸣舒外，国内外还均未见有针对耳鸣有效的疗法或药物报道。人们谈癌色变，认为癌症是目前最难治的疾病，其实，纵观人类的疾病和治疗史，恐怕没有比耳鸣更难对付的疾病了！为什么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六点：第一，人类对耳鸣的认识史与人类史一样长，而对于众病之王的癌症的认识则始于距今年左右的西方医圣希波克拉底用“carcinos”和“carcinoma”来对肿瘤进行的记述自从有了人类就出现了耳鸣，即人类的耳鸣史与人类史一样长。自从有了语言就有了耳鸣的陈述，自从有了文字，就出现了耳鸣的记载。早在年前我国的殷墟甲骨文中已有“疾耳”的记载，其中可能包含对耳鸣的初步认识，与此同时，从国外出土的公元前年前的陶片中，也发现了亚述人与美索不达米亚人对耳鸣的描述与疗法记载。而被世人称为众病之王的癌症这个词最早是由距今年左右的被誉为西方“医学之父”的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70年）提出的，他用“carcinos”和“carcinoma”来描述非溃疡性和溃疡性的肿瘤。在希腊语中，“carcinos”和“carcinoma”都是指“螃蟹”，之所以用这个词来命名这种病，是由于癌症具可扩散性，很易让人联想到螃蟹那钳子向四处张开时的样子。因为古人认为人体神圣不可侵犯，反对解剖人体，所以其描述的肿瘤仅有外观可见的肿瘤，如位于皮肤、鼻子或乳房上的肿瘤等。而治疗的方式也是根据其所提出的体液学说来进行，即人类健康是由四种体液（黑胆汁、黄胆汁、血液、粘液）所达成平衡来维持。按照患者的四种体液状态差异，有饮食、放血、使用泻药等治疗方法。虽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癌症可能发生在身体的任何地方，但直到发现癌症是由异常细胞所引起的疾病之前，依据体液理论的治癌方法依然普遍流行。其实，即使现代，体液学说的精髓也一直被人们所继承和发展着。虽然关于癌症最早的描述可追溯至约公元前年的古埃及的莎草纸上的记述。如其上曾记载有48种外科伤害的诊断、治疗和预后，包括手部骨折、皮肤的多孔洞溃疡、头骨破碎等，且其中所述大部分疾病都有简短的治疗手段如火钻烧烙等，并描述了45个病例，其中一例就是乳房上鼓起的肿块，又硬又凉，且密实如河曼果，潜伏在皮肤下蔓延——在“治疗”项中，还写了短短的一句：“没有治疗方法”，但当时并没有称之为癌症，关于癌症概念的出现是始于距今年左右的希波克拉底用“carcinos”和“carcinoma”来对肿瘤进行的记述。由上述可知，人类对癌症的认识要晚于耳鸣。第二，人类对耳鸣治疗与耳鸣产生原因和形成机制的研究至少有年，但在中世纪（公元5世纪-至公元15世纪）人们才开始对肿瘤开展较多研究，并开创了手术治疗肿瘤的先河距今年前，我国先秦文化的杰作、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地理书《山海经》中就记载有治疗“耳聋”的药物与方法。最早明确记载有耳鸣诊治的著作，应该是我国最早的医学经典名著《黄帝内经》（公元前-年）（注意此时间跨度约年），其中有多种（15处）关于耳鸣的论述，如耳鸣、耳中鸣、耳苦鸣、耳数鸣等。《灵枢·口问篇》中说：“人之耳中鸣者，何气使然？岐伯曰：耳者，宗脉之所聚也，如胃中空则宗脉虚，虚则下溜，脉有所竭者，则耳鸣”。《素问·脉解篇》说：“太阳所谓耳鸣者，阳气万物盛而跃，故耳鸣”。《黄帝内经》明确阐述了耳鸣的形成机制、临床表现以及治疗的原则和方法，这些经典的论述成为以后2多年来我国历代医家们诊治耳鸣的基础。《黄帝内经》不仅提出了耳鸣是由于人体的阳气上跃所致，并指出其病因在于脾胃及肝脏。1多年前，隋代的著名医学家巢元方所著的《诸病源候论》中有7处论述耳鸣，更是专立“耳鸣候”和“小儿耳鸣候”进行论述，这是继《黄帝内经》后对耳鸣认识贡献最大的著作，它在《黄帝内经》对耳鸣认识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三个对后世影响颇深的观点：1、强调肾气虚可致耳鸣，尽管“肾开窍于耳”的论段由《黄帝内经》提出，但它并不认为耳鸣的责任在肾脏，而认为在脾胃及肝脏，明确提出肾虚导致耳鸣者乃是《诸病源候论》，这已成为现代中医治疗耳鸣的经典理论。2、提出风邪侵袭可致耳鸣：“风邪乘虚，随脉入耳，与气相击，故为耳鸣”。这也是现代中医诊断耳鸣的五大证候（脾胃虚弱证（黄帝）、肾精亏损证（巢）、痰火郁结证（沈金鳌）、肝火上扰证（黄帝）和风热侵袭证（巢））之一。、首次提出耳鸣与耳聋紧密相关的论断，认为“耳鸣不止，则变成耳聋”，“小儿头脑有风者，风入乘其脉，与气相击，故耳鸣，久积邪气停滞，皆成聋也。”从上述第个观点的论述可以看出，巢元方早已发现耳鸣与耳聋的关系密切，耳鸣是耳聋的初级阶段，耳聋是耳鸣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清代乾隆年间的沈金鳌在其所著的《杂病源流犀烛》中也清楚地阐述：“耳鸣者，聋之渐也，惟气闭耳聋者则不鸣，其余诸般耳聋，未有不先鸣者……右耳属肾，左耳属肝，其鸣之故，必先有肝肾之气虚，又为风火痰气之所乘，故其鸣也。”由此可见，古人们早已认识到耳鸣不是一种单病因疾病。从国外出土的公元前年前的陶片中，不仅发现了亚述人与美索不达米亚人对耳鸣的描述，也发现了关于耳鸣的疗法。他们把耳鸣按鸣声的性质分为三型：1、“歌声或啼声”；2、“耳语声或飒飒响”；、“谈话声”。其疗法包括咒语和药物，药物疗法有烟熏法和外耳道局部用药法，用于烟熏的有草药、动物角和骨骼，外耳道局部用药有砷化物、玫瑰油、松节油、琥珀和没药等。古希腊时时期，希波克拉底就对耳鸣的掩蔽效应进行了最早的描述-他是耳鸣掩蔽疗法的鼻祖。于公元0年在罗马出版的《医学概要》一书的第四卷第七节中专门讲述耳疾，其中有段论述耳鸣，并阐述了耳鸣的不同原因和采用的疗法。罗马时代的另一位著名医师盖伦（Galen，公元10-年）除了用局部药物治疗耳鸣外，还用阿片或曼陀罗花来使耳鸣患者的大脑反应变得迟钝-是最早的镇静剂或麻醉疗法。此后出现的一系列有关耳鸣的疗法，效果如何暂且不论，但由西方医学工作者研究的居多。虽然关于“耳鸣”概念一词的提出、耳鸣的历史记载最早见于我国的医学经典名著《黄帝内经》，但关于如何治疗耳鸣的方法探讨似乎国外更多。祖国医学认为，耳鸣大都是由肾阴虚引起，所以，疗法多为固肾壮阳法，所用药物也多以滋阴补肾类传统中药方剂为主。中世纪伊斯兰医学的先驱者之一Ibn-Sina（-年）在其所著的医学教科书《Canon》中就最早提出了某些药物可致耳鸣，具有耳毒性：“有时耳鸣是由于某种药物所致，此药物引起体液的蓄积并在脑内的某一部分引起风声。”并描述了几种耳鸣的类型及其疗法。如：1、由热的黏稠体液蓄积于耳所致者，治疗用沐浴、催吐药、泻药等。2、由发热所致者，用退热药物治疗。、由感觉兴奋所致者，用麻醉药物治疗，可用阿片制剂或黑莨菪制剂滴入耳内。4、由冷的黏稠体液所致者，治疗用玫瑰、藏红花和硝石为主的药物。这些治疗方法在中世纪及以后的年代中影响深远。年前英国医师J.H.Curtis（-）不仅建立了医院，医院（theRoyalEarHospital），还首先提倡对耳鸣患者的心理学治疗以及休息、温泉浴等疗法，同时也意识到耳鸣早期治疗的重要性，认为长期心理障碍可使耳鸣转化为幻听。在年，McNaughtonJones已列出了许多治疗耳鸣的药物，如硝酸甘油、乙醚、奎宁、亚硝酸异戊酯、毛果芸香碱、氢溴酸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上述药物或疗法几乎全被否定了。为了解释所有的疾病包括癌症，希波克拉底以流体力学为基础提出一套理论：即人体主要是由四种被称为“体液”的物质所构成，包括血液、黑胆汁、黄胆汁和黏液。这些体液，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颜色（红、黑、黄、白）、黏性等基本特性。人体在健康状态下，这四种液体处于完全的平衡中，生病时，就是体内出现了某种体液过量，打乱了这种平衡。这种学说于罗马时代被盖伦（公元-年）发扬光大并用于癌症治疗，他提出，癌症的幕后元凶是四种体液中最恶性、最令人忧心的黑胆汁。黑胆汁淤滞在某处无从宣泄，所以凝结成纠缠的肿块。肿瘤手术疗法始于盖伦时代，但由于当时人体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和消毒技术的缺乏，这种方法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手术。在“黑胆汁”盛行的年代，既然黑胆汁凝结成了肿块，那么切除肿瘤就成为治疗癌症的最佳疗法-即便现代对于实体瘤进行切除也是人们对付肿瘤的常规方法之一，即在中世纪（公元5世纪-至公元15世纪）前的2-世纪人们已开始对肿瘤实施外科手术疗法。尽管当时既没有麻醉药，也没有抗生素，大多数外科手术都是在简陋的诊所中进行的，更有甚者是在一家理发馆的后间进行的——用皮带固定病人，手术刀锈迹斑斑，往往酿成危及生命的灾难性后果，但人们一直在实践着探索着。16世纪的外科医生帕雷还描述了用煤火加热的烙铁来烧焦肿瘤。对于没有凝结成块（非实体瘤）的黑胆汁，也研究出一种方法，即口服治癌药剂，这些药剂包括铅制剂、砷的提取物、野猪的牙齿、狐狸的肺、尖锐的象牙、带壳的蓖麻、海底的白珊瑚、吐根、番泻叶，以及其它泻药和轻泻剂等。17世纪，用螃蟹眼做的糊剂非常流行，人们寄希望于以毒攻毒的效果。为了应对癌症，人们也是想尽了办法如用山羊粪、青蛙、乌鸦的脚、臭甘菊、乌龟肝、圣水等。文艺复兴后，解剖尸体成为可能。德国教授威赫姆·法布里（英语：WilhelmFabry）认为乳癌是由乳汁在输乳管中造成的凝块引起。荷兰教授法兰柯斯·狄·拉·波·希维斯（FrancoisdelaBoeSylvius）相信所有疾病都是化学反应的结果，而酸性淋巴液则是癌症的起因。他的同事尼可雷斯·托普（NicolaesTulp）则认为癌症是一种慢慢地散播且具传染性的毒物。到了18世纪，由于显微镜的普遍使用，科学家发现了“癌毒”会从原本肿瘤生长处透过淋巴结转移到身体其他部位（远端转移）。但由于感染问题，以手术治疗癌症并没有取得很好效果。有名的苏格兰外科医生亚历山德·蒙罗（AlexanderMonro）在60名手术成功的病例中，仅2名乳癌患者存活二年以上。进入19世纪后，消毒技术（Asepsis）的诞生使用外科手术切除肿瘤成为癌症治疗的主要方式。与此同时，人体为不同的组织构成，组织则由细胞组成的观念兴起，细胞病理学的时代也已开启。关于癌症形成的理论也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不断推陈出新和更加完善的。年比利时医生安德里亚斯·维萨里（AndreasVesalius，-）的名著《人体的结构》的发表标志着解剖学的建立。Vesalius是Galen学说的坚定信仰者，他发起的解剖学工程本意是要拯救和证实Galen的理论，但是最终也埋葬了这个理论，因为他无法找到Galen所说的“黑胆汁”。年伦敦的解剖学家马修·贝利（MatthewBaillie）出版了《人体重要部位的病态解剖》，这本外科学和解剖学的巨著再次极大挑战了希波克拉底和Galen的黑胆汁学说，因为不管是在正常组织还是疾病组织，哪怕是巨大的、破溃的肿瘤组织中都没有所谓的“黑胆汁”存在。在“四种”体液学说过时后，另一种体液学说——淋巴理论转而兴起。年，德国医生弗雷德里克·霍夫曼（FrederickHoffman，～）和乔治·斯塔尔（GeorgeStahl，～）认为，癌症是由于体内淋巴液在浓度和酸碱度上发生了剧烈的改变而导致的。淋巴论很快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著名的苏格兰外科医师约翰·亨特（JohnHunter，-年）也认为肿瘤扩大是由于淋巴不断地被血液排斥造成的。这段时间内人体解剖学与组织病理学发展突飞猛进。年英国伟大的生理学家和胚胎学家威廉·哈维（WilliamHarvey）公开发表《心血运动论》，从根本上推翻了统治人们上千年的关于心脏运动和血液运动的错误认识，提出血液是循环运行的，心脏有节律的持续搏动是促使血液在全身循环流动的动力源泉。年，意大利解剖学家莫尔加尼·GB最先使用今天看来习以为常的手段来研究疾病——在患者死后解剖尸体用肉眼观察病变组织然后再置于显微镜下进行病理学研究，从而开启了科学研究肿瘤的时代，莫尔加尼也被誉为“病理学之父”。年，德国病理学家乔纳斯·穆勒（JohannesMuller）经论证后提出肿瘤是由细胞组成的，而不是淋巴液，这颠覆了18世纪肿瘤的淋巴论，但是他认为癌细胞不是源自正常细胞而是源于细胞间的胚基。他的学生鲁道夫?魏尔啸(RudolfVirchow，-)被称为细胞病理学创始人，他系统地论述了细胞病理学理论，提出”细胞皆源于细胞”，所有的疾病包括癌症都是细胞疾病，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体液病理学决裂，极大推动了病理学发展，也为肿瘤的现代病理学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正如莫尔加尼解剖尸体用肉眼观察组织病变与临床病症的联系，魏尔啸则用显微镜将细胞病变与疾病相联系。这一方法的应用让人们对癌症破坏机体的理解更加深入，同样也促进了癌症手术治疗的发展。此后，随着麻醉技术和消毒技术的发展，手术切除肿瘤已可成功实现。并且在细胞病理学发展的基础上，可以更加准确地诊断肿瘤。关于癌症的起因，19世纪60年代，德国外科医生卡尔·提尔施(KarlThiersch,-)提出,癌症转移始于恶性细胞的传播，而非通过一些不明体液。9年，医院的助理外科医生斯蒂芬·佩吉特（StephenPaget）提出了癌细胞转移的”种子与土壤”假说。他主张癌细胞通过血液和淋巴转移播种到哪里不是随机的，而是决定于某些特定的器官组织是否能够提供适合癌细胞生长的环境。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们借助于先进的科研手段和大量的试验，对癌症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发现癌症是基因突变导致的细胞异常增殖的结果。年月，美国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杜尔贝克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题为“Aturningpointincancerresearch:sequencingthehumangenome”的短文指出“如果我们想更多地了解癌症，就必须深入研究细胞的基因组”。这被视为癌症研究的转折点，也直接促成了“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genomeprogram，HGP）的启动。21世纪，人们在认识到放疗和化疗及手术治疗癌症的技术缺陷后，又在分子水平上对肿瘤进行探索。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世界著名肿瘤学专家罗伯特·温伯格发现了第一个人类癌基因Ras和第一个抑癌基因Rb1。2年1月，罗伯特·温伯格与道格拉斯·哈纳汗在《Cell》杂志上共同发表的《癌症的特征》（TheHallmarksofCancer）一文详细介绍了癌细胞的六大基本特征，让人们对癌症又有了新的认识。随着近年来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不仅癌症的有效治疗手段越来越多，除了放疗、化疗和手术等常规疗法外，新的疗法如免疫疗法、单抗疗法等都在不断涌现，人们对于癌症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一个个癌症的形成机理在逐步被阐明。癌细胞不仅分裂方式与正常细胞相同，并且也会遵循生物学的基本规律：即由一个母细胞分裂成两个子细胞。虽然细胞分裂在正常组织中将会受到严格调控，但是恶性细胞在肿瘤组织中却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失去控制。人类基因组本身并非固若金汤，癌症就是基因突变后引发细胞异常增殖的结果。其实，免疫疗法用于癌症治疗并非始于现代，早在多年前，癌症免疫治疗的先驱美国纽约的医生威廉·科利（WilliamB.Coley）医院的病人档案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病例：一个病人的脖子上有恶性肿瘤（癌症），因为不能手术而不得不回家，后来又因为一种链球菌的感染而得了丹毒病，但之后奇迹发生了，病人的恶性肿瘤居然消失了。这个特殊的病例让科利猜想链球菌的感染或可用来治疗癌症，随后他就谨慎地付诸行动。他先给一个不适合做手术的恶性肿瘤患者注射链球菌，结果真的如科利所料：肿瘤变小了。这一结果鼓励他继续在另外两位骨癌患者身上做了同样的试验，但不幸的是这两位患者却因感染而死亡。后来，科利把链球菌灭活然后去用于病人，结果发现它依然对一些癌症有一定疗效且避免了感染，这一治疗癌症的方法后被人们称为“科利毒素”疗法，并推广应用了几十年，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这种疗法尽管在临床上使用有效，但因为其治病机理不明很难被当时的科学界同行理解和认可，所以，随着放疗和化疗技术的出现，“科利毒素”疗法就退出了历史舞台。直到现代随着免疫学的发展，人们对免疫学有了更多更深的认识，才理解了“科利毒素”的疗效机理，科利才被称为“免疫疗法之父”。第三，为了征服耳鸣，西方科技工作者也是想尽了办法但迄今成效甚微，而对于癌症治疗则早在19世纪，外科手术切除肿瘤已成为癌症治疗的有效方法对于耳鸣，除了前述一系列药物疗法之外，虽然50多年前法国医师JeanRiolan（-）基于古希腊对耳鸣机制的描述即耳鸣是因为有一股“风”限于耳内并在其中往复运行的原理也开创了耳鸣外科手术治疗之先河——钻开乳突以期使耳内之“风”外逸来缓解耳鸣，但因耳鸣病因和听觉系统的复杂性，耳鸣病灶的不确定性，耳鸣的外科手术疗法至今进展不大，目前还并无针对耳鸣的手术疗法。年，D.Wild首先用电刺激治疗耳鸣，年后，即年，Brenner才指出阳极电刺激抑制耳鸣效果最好。听力学之父法国著名医师J.M.G.Itard（-）在巴黎的聋哑研究所进行了许多开创性测听学研究工作，并于年指出，大部分病人的耳鸣与其听力损失相关联，且建立了压迫颈动脉试验，还把耳鸣分为：1.真性耳鸣，即类似于现在所称的客观性耳鸣。2.假性耳鸣即类似于现在所称的主观性耳鸣，此型又分为种：A.特发型；B.症状型；C.幻觉型，为心理障碍所致的幻听，此项治疗应主要针对心理障碍进行。他还分别就不同类型的耳鸣给出不同的疗法，尽管有些疗法并不一定有效或可行，但其提出的用在性质上与耳鸣声音匹配的外加声音来掩盖耳鸣噪声的方法却是现在仍流行的耳鸣掩蔽疗法的基础。Curtis则强调了耳鸣心理学治疗及休息和温泉疗法的重要性。在19世纪中叶，耳科权威W.Wilde于年在其教科书中还在提倡Itard早在2年前就提出的水蛭放于大腿、颈部和耳周吸血与颈静脉放血疗法来治疗耳鸣。近年来又出现了跨颅磁刺激疗法但缺乏公认的疗效。虽然现代医学的巨大进步，对于耳器官及整个听觉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宏观与微观、听觉、听力、听功能、从听觉系统神经生理到神经病理学等方面开展的一系列研究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对于耳鸣的治疗还是诊断或检测或是可靠研究手段的建立比如耳鸣研究模型的建立等，均未获得令人满意的突破性成果。值得庆幸的是，最近由郑州兰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联合多个单位研发成功一种可用于耳鸣治疗并具有舒耳健脑功能的制剂，据报道，该产品一经面世便受到众多耳鸣患者朋友们的忠爱，对于治疗和减缓耳鸣效果理想，可广泛用于多种原因引起的耳鸣耳聋、耳痒耳痛、耳闷耳胀等病症，尤用于神经性、血管性、机能退行性等耳源性耳鸣或查无原因的耳鸣病症的减缓与康复。预期用途或适应症主要有：1、病因未明或已明的急慢性耳鸣。2、长期、严重耳鸣。、病因不明的特发性耳鸣。4、病因明确但久治不愈或无效性耳鸣。5、病因治愈后仍遗留的耳鸣，如特发性聋治愈后的耳鸣。6、神经性、血管病变性和机能退行性耳鸣。7、耳部亚健康调理。8、其它药物或疗法治疗无效的耳鸣。该产品的广泛推广和普及将使众多耳鸣患者受益。第四，耳鸣的真正病灶病因不明，癌症则多能准确定位为了找到耳鸣的真正病灶病因，人们曾从外耳到中耳再到内耳，从听神经到听中枢等不同角度来寻找耳鸣的真正原因，迄今为止，也无法确定耳鸣真正的病灶部位和确切病因。曾经怀疑听神经问题，可像治疗有些疼痛如牙疼的疗法一样把听神经切断依然耳鸣，人们怀疑最重要的病灶应该是耳蜗，可换个人工耳蜗还会耳鸣，现在，人们又认为，大脑听中枢应该是一个重要的病灶部位，甚或大脑的其它功能区也会参与耳鸣的形成。近年来，人们又发现，不仅听觉系统异常会引起耳鸣，其他身体结构或功能的异常如高血压、糖尿病、颈椎病、脑肿瘤等同样会导致耳鸣。关于耳鸣的成因，从我国《黄帝内经》的“脾胃肝脏说”到现代中医药学总结的五大证候说（脾胃虚弱证、肾精亏损证、痰火郁结证、肝火上扰证和风热侵袭证）；从古希腊古代西方医学指出的耳鸣是因为有一股“风”限于耳内并在其中往复运行所致的“风成说”到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的多种疾病都可引发耳鸣的病因说，既表明了人们在为探索耳鸣成因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也告诉人们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像对付肿瘤一样找到耳鸣的确切病灶病原和病因。第五，耳鸣机制不清，癌症形成机制则早有公论虽然多年前《黄帝内经》就对耳鸣的形成机制进行了阐述，但那是比较原始的实际上更多是一种对耳鸣症状的描述，其仅指出了耳鸣病因在于脾胃及肝脏。从隋代的著名医学家巢元方提出的“肾气虚可致耳鸣和风邪侵袭可致耳鸣”说，到清代沈金鳌提出的“痰气说”，再到现代中医学总结的耳鸣的五大证候说：脾胃虚弱证、肾精亏损证、痰火郁结证、肝火上扰证和风热侵袭证，但祖国医学对听觉系统本身及听中枢的状况则缺乏深刻认识。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现代医学认为耳鸣可因外耳道、中耳、内耳、耳蜗、听神经、听中枢等出现问题或结构与功能异常而产生，还发现非听觉系统问题或其它身体结构功能发生异常或病变也会产生耳鸣。现代医学虽对耳鸣的形成机制提出了多种假说，但均不能对耳鸣现象进行理想的解释。对于癌症，随着科技的发展，不仅癌症的有效治疗手段越来越多，除了放疗、化疗和手术等常规疗法外，新的疗法如免疫疗法、单抗疗法等都在不断涌现，人们对于癌症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一个个癌症的形成机理在逐步被阐明。现已查明，癌细胞的分裂方式不仅与正常细胞相同，并且遵循基本的生物学规律：即由一个母细胞分裂成两个子细胞。虽然普通细胞的分裂在正常组织中将会受到严格调控，但是恶性肿瘤细胞在肿瘤组织中却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失去控制。人类基因组学研究表明，癌症就是基因突变后引发细胞异常增殖的结果。第六，对于癌症治疗，除了放疗、化疗和手术等常规疗法外，新的疗法如免疫疗法、单抗疗法等都在不断涌现。但对于耳鸣，除兰茜耳康外尚无针对耳鸣本身有显效的药物和疗法因耳鸣病因复杂多样，原因不明，发病机制不清，除了少数已知确切性原因的如睡眠不足、上火、过度劳累、情绪过于紧张引起的暂时性耳鸣注意休息即可缓解或消失外，但对于持续的恼人性耳鸣来说，迄今为止，除了兰茜耳康-耳鸣舒外，尚无针对耳鸣有效的药物和疗法。目前人们应对耳鸣的方法主要有现代药物（西医药）与传统医药（中医药）方法。常用的西药主要是精神类、心率调节类和激素类药物，如抗抑郁、抗惊厥、抗焦虑、镇静安眠类药等，效果不理想不说，毒副作用还大。中医药治疗耳鸣时，主要以口服的补肾益气类中药丸、汤剂为主，但有不少耳鸣患者并非肝肾阴虚引起，使用补益药并不见效，再者，中药的口服给药方式除了使其到达耳部病灶的有效剂量大为降低外，对全身的毒副作用也在所难免。针灸和穴位注射疗法虽对部分耳鸣患者有一定效果，但除了给患者造成较大痛苦（疼痛难忍）和疗效有限外，该法对医疗人员的专业能力要求又太高，因此使得这类疗法应用的局限性更大。手术疗法尽管对于肿瘤等疾病治疗不错，但对于耳鸣由于病灶难定，不仅风险大，还经常会出现术后不但耳鸣没有减轻，反而会更加严重的情况，所以，目前还未见有针对耳鸣进行手术的临床研究报道，见于报道的大都是基于其它病因如听神经瘤、脑瘤手术等来顺便考察对耳鸣的影响或效果。总之，针对耳鸣这一顽疾，无论是西医药疗法还是中医药疗法，虽都有一定疗效，但受限于多种原因，疗效都不甚理想甚至无效，且每种方法均具有较大局限性。实际上，目前，无论是美国FDA还是欧洲EMA（EuropeanMedicinesAgency）都还均没有批准一种专用于耳鸣治疗的药物，而且，基于人们对长期应用抗抑郁、抗焦虑等药物将会产生多种副作用如恶心、口干、头晕、头痛、耳鸣、耳聋等的认识，在年美国耳鸣临床指南中关于药物在耳鸣治疗中的角色定位给出了明确的表态：临床医师不应常规将抗抑郁药、抗惊厥药、镇静剂或鼓室内用药用于持续性和恼人性耳鸣的初步选择。于年月最新发布的《欧洲耳鸣综合诊疗指南》（AmultidisciplinaryEuropeanguidelinefortinnitus:diagnostics,assessment,andtreatment）中被其强烈推荐的疗法也就是CBT（认知行为疗法）类的心理疗法。普通患者都明白，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无奈疗法，是对已有精神心理障碍的部分耳鸣者才适用的安慰疗法。所以，耳鸣依然是世界性难题以致于常有患者被大夫告知“要学会和耳鸣做朋友啊”，对于大多数病因复杂的或查不到确切病因的，尤其是耳机能退行性及听神经功能紊乱、衰退或病变引起的绝大多数耳鸣来说，除兰茜耳康-耳鸣舒外，国内外还均未见有针对耳鸣有效的疗法或药物报道。除了上述6大原因外，还有一点就是由于耳鸣的“无痛性”而使人们对耳鸣的认识不足及由此带来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面对疫病（如-SARs，-nCoV等）或直接致死性疾病（如心梗脑梗癌症等）人们都会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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