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为作者夏克昌左为周洋右李达夫摄于春
每当看到网上或是电视中讲到有关65年前的金门战役，那场恶仗那场失利。心中总不免阵阵的隐痛。年的金门战役，到底发生了什么？知情者能活到现在的恐怕不多了。作为幸存者，我只想说：请记住那段历史，尊重那段历史！一、要求上前线年7月，我随十兵团文工团进军福建，部队到达建瓯时，文工团领导通知我与另外3人到兵团司令部七科报道。当我到达之后才知道七科将开办一个无线电报务员班，而我们几个就是学员。因当时我军内无线电报务员大多是原国民党军内解放过来的报务员，同时形势的发展也急需一批新人加以补充。故决定从部队里抽调一些年纪轻、又有一点文化的人加以培养，当时我十五岁又上过半年初中，正符合这个条件。
大约九月初培训班在泉州逐渐来了十几个年纪都在二十岁左右的战士，其中有一个来自作战部队82师团小电话员，听他讲了不少该部队在解放战争中各战场的作战经历和经过。这对于我一心想参加真正战斗、感受战场气氛具有极大吸引力。
我从小生长在抗日根据地苏皖边区而且也经历过日军扫荡和46年国民党重点进攻时的战场氛围，所以特别向往去前线参加真正的战斗。
这时福建只剩下厦门和金门两个岛屿没解放，如果我错过了，就没有参战的机会了。于是我再三向七科领导要求上前线。在我不停地要求下，领导终于同意了我的请求。他的意见是等战斗结束后再回培训班继续学习。
我到82师报到后，以见习报务员身份给一位姓徐的报务员当助手。该报务员名字我已忘记，但他对我这个什么也不懂的孩子却很热情还抽空向我讲解电台使用方法。他是淮海战役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报务员。
到后第二天正赶上攻打厦门，当晚在师部电台上能听到敌电台呼救和增援的呼叫。我记得当时在场的82师钟师长说了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刻:"登陆就是胜利。"事后看来这就给金门战役失利埋下了伏笔——“轻敌”！
其后，电台配属给团，另抽调十名战士负责搬运，架设和手摇发电机的任务。并由团姓程的作战参谋负责我们的活动和生活。团部进驻莲河这一天国名党的B-29轰炸机对大嶝岛开始了狂轰烂炸。第二天我们渡海到了大嶝岛，又看见了B-29轰炸机对莲河进行了饱和轰炸，过了两天，当我们从大嶝岛返回莲河时才发现原先团部所在地已经被炸成了一片废墟，我们总算逃过了一劫。二、渡海上战场24日晚，电台登上了团指挥所的船，这是进攻船中最大的一条木帆船，全船近八十余人，团部还有一位当地游击队的小伙子，充当语言翻译。电台跟随团长在一起。船航行了一段时间后，因团长命令禁声，所以大家都避免发出声响。大约在凌晨四点左右，有战士报告，一营被敌人发现，团长命令发信号弹，要求我方大炮开火这时从大嶝岛和莲河一线，我方大炮开始向金门轰击，岛上也向我方进攻的木船开火。此时的我兴奋不已，心跳也开始加速，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么激烈的战斗气氛。
第二次信号弹后，我方炮火开始延伸，我们乘坐的是最大的木船，因此在敌方的探照灯的指引下，成了敌人重点打击的目标，人员开始大量的伤亡，有战士报告，咱们的程参谋牺牲了。这时团长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程参谋他牺牲的光荣”。我站在船舱口，突然感到被人推了一下，然后倒地，可一点也感觉不到疼。却听到旁边有人说：“啊！你受伤了，快下到船舱底去！”我顺梯滚了下去，这才发现舱里躺着很多伤员，二个卫生员用手电照着给我包扎，这时我看到右腹部有巴掌大的一块血迹，左裤腿却被血染成大半条裤子。包扎好后卫生员安慰我没什么关系。就在这时有人喊道“我是共产党员重伤不哭”。
不久船靠了岸，报务员找到了我，问我“是留在船上待涨潮后回后方、还是立马上岸？”当时我觉得还没感受到真正战斗就回去太划不着，就回答“我不回去我要上岸！”于是徐报务员背着我沿搭好的船板上了岸。上岸后徐指着前方一个隐约可见高坡上碉堡说团指挥所就设在那儿，我要去架电台了，你自己爬上来吧，他放下我就走了。幸亏我上岸没留在船上，到了天亮国民党飞机和军舰对海滩上的船进行了饱和轰炸和炮击，把搁浅的船全部炸毁。那些没下船的伤员全部牺牲在船上和海里。
在一片黑暗和激烈地枪炮声中，我开始慢慢的向约一百余米处高坡爬去，碉堡已隐约可见，约爬了一半感到全身无力，停下休息却昏睡了过去。一阵激烈地枪声把我警醒，我发现太阳已经升的很高了，在我左手边约两百米处，敌人正向我们射击子弹在我躺着的沙坡上打得噗噗作响。于是我加快了速度爬向高处碉堡。到达后报务员发现我还活着，就把我安排在碉堡门口的壕沟里。这时听到摇发电机的战士说,实在摇不动了。事后才知道十名服务电台战士已有七人伤亡。这时我才发现壕沟里已躺满了伤员过后不久，我就听人说，坦克来了，准备手榴弹！此时坦克开始炮击碉堡，突然我感觉有一个东西打在了我的眼睛上方，我用手一摸，发现肿了一个包，原来是炮弹打碎的一小块石头蹦在了我的眉骨上。这时不断有人在催促，团长你快走，敌人上来了！突然，敌人把一颗手榴弹丢进了战壕里掉在了躺在我右边的司号长的旁边，司号长牺牲了，我却没有负伤是他帮我挡住了手榴弹的弹片。
三、被俘很快，敌人上来了，所有的人被押坐在一个圈子内，我和团部乔参谋，徐报务员等约三十余人一起被俘。其中半数以上是伤员，就这样，我成了金门战役最早被俘的人员。事后了解当时的作战部署是部队登陆后要向前穿插，而团部只有一个排左右的兵力在坚守。其他部队都在前方远处，面对四辆坦克的进攻，因为没有火箭筒，手榴弹根本不管用，导致毫无抵抗能力，敌人上来了，被迫无奈，团长只有带着几个人向团登陆点撤逃。后在集中营听团长的警卫员小崔说，在撤退时，他负了伤，昏了过去，又听说团长也在不久后不幸负伤被俘。
团是最早失去电台和指挥的一个作战单位！
被俘时我和徐报务员挨在一起，他告诉我：“电台已经被我烧坏了，我口袋里还有密码本，拿出来把它埋了。”我趁敌人不注意，快速扒开地上的沙子，把密码本埋了进去。同时我俩还商量如果敌人问起，就说译电员牺牲了（在这以后的多次审问、讯查中我都坚称译电员牺牲了）。
过后不久未负伤的人被带走，我则找了一根树枝忍痛和其它伤员被押至一居民院内躺在地上，在此呆了近2天，只喝过一次水没有任何食物。然后我们被押着朝东边海岸、途中正好遇见一队约三十人左右队伍经过，徐报务员也在其中，他也发现了我，就和押送人员商议让我加入他们队伍，经同意后我就成了他们队伍成员。原来这是一队被指认出来被俘的干部队伍。
在海边又呆了一天，我们被带上一条登陆艇上，在艇上又等了一天，待人员装满后才开船。在船上敌人曾送来一筐饭，当吃到嘴里后才感觉又咸又苦。原来是用海水烧的饭，即使这样我还是抓了一把吃了，实在太饿了。随后战俘们集体向敌人强烈抗议。船到基隆港，我们这些被俘人员被带至岸上，我和干部战俘押在一起，就在岸边呆了三天左右，这时有台湾人送来一点水和饭给我们。可我已经吃不下饭了、感到腹部特疼，因我腹部和腿部的伤都是盲管伤，同行的卫生被俘人员说可能是弹片留在腹内，可能活不长了。由于疼痛的厉害，敌人就把我和几个负伤的干部用车拉到台北附近一个军队系统仓库里。这里已经有近二百伤员。这里属于所谓“雄狮部队”卫生营，由他们配医务人员给伤员治伤。大家都并排睡在稻草上，我被安排在第一班也就是干部班，记得有团9连连长，和团一个付连长记得他的名字叫冯金龄。四、小顽固到达之后，每个人都照了相，并由几个审讯人员进行审问。如姓名、职务，还提出些问提如团长、译电员在何处？我则回答他们都牺牲了。等过两天表格拿来让每个人按手印，我被表格上的自己照片吓住了，一个多星期没洗过脸、没好好吃过一顿饭、骨瘦如柴、皮包骨头，活象个木乃伊。
大家并排一个挨一个睡在稻草上，三个人一条床垫，只能盖着肚子。每隔四五天来换一次药，由四五个军人卫生员来进行。由于换药迟缓、加上伤员多，空气中有一股较强的臭气。有一天我去上厕所、立马感到有一股水流顺腿而下、解开裤子一看，原来是伤口化脓流出的是脓水。记得有一个感染破伤风的伤员，哭喊着想喝水，但就是紧咬牙关张不开嘴，没几天就去世了。
大约半个月左右，由几个军人押着徐报务员和另一个人沿着躺在地上伤员面前经过，走到我面前时我们打了招呼，他向押解人员说我是见习报务员。我问他现在找什么人？他说是指认译电员。待走完全部伤员所在地之后无获而去。第二天有一个伤员悄悄地来到我面前，问我怎么认识的徐报务员，我告诉了他。他则说他是团电台译电员，徐报务员没有指认揭发他，而是假装不认识，真是好样的！我问他审问时他报的什么职务？他说冒称是原国民党士兵被解放后才参加解放军。当时解放军里有半数以上的人为解放成份。我没问他姓名也没有过多接触,其实他就躺在我不远地方,只是用眼睛交流而已。
一段时间后,身体有些恢复,精神也好了些,于是我开始唱起歌来,后来逐渐大唱起来，如“东方红”、“你是灯塔”、“国际歌”、“解放军进行曲”、“白毛女”、“赤叶河”插曲等，即愉悦了死气沉沉被俘人员，也使他们感到紧张。
我的行为使敌人的政工人员非常气愤，对我进行口头警告，给我戴上“小顽固”的帽子。但当他们离开后我还是继续唱。这一下激怒了他们，于是对我进行惩罚——一天不给饭吃，让我离开干部班，搬到仓库最后边。这里全是濒临死亡的重伤员。他们大都无法行动，所以空气中充满了大小便与伤口发炎混合气味。我被安排与一位头部负伤的重伤员睡一条被子。第二天当我醒来时，他已不在人世，原来我与已去世的人睡在一起！但我真的一点都不怕，更不感到遗憾，也不以为然。
大约一个多月后，我与几个伤已康复的干部一起，被押往“内湖集中营”。卫生营离内湖不太远，我们是步行去的。五、审查一到内湖集中营就看到大门上横写着几个大字“内湖军官新生营”这里关押着一百多个战俘。入营后那些在登陆艇上同船的战俘看到我拐着一根棍走进战俘营时、都感到意外、但也很高兴，没想到我闯过死亡关、居然还活着！
一进集中营，那些政训管理人员就把我这个“小顽固”分在第二排的五队，这里是被认为最顽固的人所在的队。约二十余人。第二天就把我带到前排一队教室内，并从二队调来了一些约四十余人、对我进行集体审问追查。在这之前集中营所有战俘都要在队前、讲述自己身世、职务、经历……进行过关式的审查。少数不坚定者会帮助敌人追问你的过去。我因为到这个部队没几天，所有的人都不认识我、更不了解我、这就给了我机会。我编了一个假身份说：我父亲是在一个饭店当厨师，地址是上海永康路，我有个哥哥在上海是个面包工人。我是上海齐鲁中学初一学生。上海解放后参了军，先是在十兵团文工团，后调入七科学报务，但只上了一课，就来到部队，参加了金门战役，译电员在此战役中牺牲了。（当时徐报务员也被关在内湖），虽然敌人也想从我这儿多了解些情况，但无从着手，而部分意志不坚定者也不知该追查什么，提不出异议。最后只经过不到两小时审查，就草草了事收场。
平时战俘就是坐在屋里“反省”，地上铺着稻草，晚上也睡在稻草上。有一天一个人挪到我的身边，悄悄地问我认不认识夏克敬？（她是我姐姐）当时我吓了一跳，紧张起来，随即回答：“我不认识。”过后我慢慢地了解到：他叫蓝培伦，老家是邳县，我们是老乡。随后我们接触多了，聊的逐渐深入，他和我姐姐原先是一个部队，而且前不久还和我二哥夏克忠在军教导队一起，他是学员，而我二哥是医务室医生。他是二十一军六十一师炮营教导员。说起他的被俘经历，反映出当时在海空方面我军的弱势。当时在浙江沿海舟山仍然在敌人的控制之下，我们只有木船，而且白天又怕国民党飞机，只能夜晚航行，这时靠近舟山不远的桃花岛已经解放。有一晚，他们有十几个人乘船由大陆去桃花岛，不料在中途遭早已埋伏在礁石后的舟山岛派来的小炮艇伏击，木船敌不过炮艇，就这样他被俘了。被俘后他表现的很顽强，故被敌人认定为“顽固分子”，所以被分配到了五队。这样他是集中营内第一个知道我家庭和我真实身份的人。
其后不久，集中营又关进了一个二十一军卫生部付部长李达夫，他和蓝培伦一样是木船去桃花岛途中、遭国民党潜伏的炮艇袭击而被俘。在同船被俘人员中只知道他是六十一师卫生处长，实际上他的部长任命才刚内部宣布，其他人不清楚，这样在集中营敌人自始至终只知道他是处长。我和他较接近，最终也是一起同船遣返。
轰动集中营事件是有一天，押送来三个人，他们脸色苍白，与众不同，其中一个矮个子长了一脸絡腮胡子，很快我们就知道了他们是从监狱里转来，因长期见不到阳光，造成脸色惨白。一个高个子叫潘国杰，另一个叫洪亮，长了一脸絡腮胡子的矮个子是傅作义起义部队中一个高炮连长。我和洪亮成了好朋友，慢慢地知道了他们三人是十九兵团的人，因飞机脱逃被扣而被俘（这一经历过于离奇而悲惨，我已在真相2中具体叙述过）。洪亮在集中营里的公开身份是十九兵团的管理参谋，而潘国杰是新参军不久的文化教员。六、枪击事件大约在四五月间，我腿部伤口复发，开始化脓，可集中营里没有医务室，没有药治疗，就由李达夫用盐水帮我清洗伤口，他还用了一根铁丝探视我的伤口深处,明显碰到了体内的弹片，因伤口化脓，李达夫不断向政训特务提出置之不理的严重性，最后敌人不得不把我和一个患有严重肝炎的人一起送到三峡镇医疗点，三峡镇是另一个关押有近一百余伤员的治疗地，这里原是一个礼堂只能在礼堂里活动，整天见不到太阳。每个人都不能出大门，因为门外就有哨兵把守。这里有团三营郑教导员和团的一个连长，我也被安排在干部队伍。一来到三峡镇就受到了管理政工人员的警告：“你这个小顽固，给我老实点儿……”
和我一起同行的姓李的同志我已记不清他的名字，只知道他是山东牟平人。他的被俘也与众不同，上海解放后，严重缺煤，于是军管会不得不租了一条英籍公司轮船，去北方运煤。他是军代表，船上另有一个班战士看守，船长是个英国人。当船返回上海时、在吴松口外遭国民党军舰开炮阻拦，英国船长停了船，他们被登船的国民党军俘虏。由于船上配备的战士并不了解他的身份，只知道他负责，于是被俘后他自称是采购员，因无从查起，也只好默认。该同志第一批即被遣返。
在三峡镇里关押的气氛非常压抑，从没见过外面世界，不了解情况，相互之间也很少交谈，只是吃饭睡觉。这些人的伤基本好了，但不知未来命运如何？只是在沉默中消极等待。我却闲不住到处走动，把内湖集中营里情况以及如何与敌人斗争向他们逐一讲述。不久敌特工对我发出警告，说我到处串联、煽动，而且说了些很坏的话，要小心点。
有一次出于好奇，我想出礼堂门口看看，外面是什么样，马上被警卫阻拦，并与他发生了一些口角，说我违反管束，不料他竟朝我脚边开枪。他背的是加拿大司登斯。一打出来就是好几发，引起礼堂内一片警慌。很奇怪当时我一点也不紧张害怕，也很不以为然。这一切也就成了返回内湖时的罪状。
不到一个月，我的伤口复合了，我又被押解回内湖。七、辩论与斗争集中营在搞了三四个月的清查甄别之后，敌方开始进行洗脑活动，调来了一批挂着上校军衔的政工教官来集中营上大课，逐章逐节讲“三民主义如何好”“三民主义是发财主义”“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攻击土改”及“苏联军队从东北搬走机器”……洪亮同志理论水平较高，与教官们展开面对面辩论。“是你们抽掉了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灵魂，‘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核心！‘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阶段实行的土改，是实现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这些理论使教官们狼狈不堪。
集中营后来把早期共产党的叛徒叶青搬来讲其叛变的原因。还弄来一个从武汉逃跑出来的什么中学校长大谈共党暴行、共产共妻……这几乎引起了全体战俘的一致抗议。因为他侮辱了所有的人，所以大家都说，是不是他的姐妹被共妻了……最后，连集中营的政训人员也不得不向我们战俘承认这个人是个投机分子。为了配合洗脑活动，集中营又请来了台北美国新闻处，来放映宣传美国优越的生活纪录片，来证明他们的社会制度比共产主义好，同时还带来了大批的宣传材料，而这些材料被大家一抢而空，因它成为战俘们上厕所的必需之物。
当时国民党中央日报社前来约稿，准备发表，集中营里每天只有两顿饭，另有一桶咸菜汤，天天吃不饱。这时团一营的教导员应邀为报社画一组集中营生活图、这一组图被政工人员作为批斗材料拿回来宣示“在层层铁丝网内，在枪口的指引下，人们低头蹲坐着。”更有一幅是“一个人翻倒盛饭的箩筐，正在检拾筐中剩下的米粒，另一个人拿着空碗离开，却又回头看着箩筐。”事后该同志除被批斗外、不久也被国民党带走枪杀了。记得在集中营里，唯一一次用桶装来了面条说是蒋介石生日是寿面，但很快就完了，我和大家都说的确是瘦面，越吃越瘦。八、遣返前甄别大约在50年6月底,敌通过一段洗脑毒化教育以后，进行一次全集中营的个别口试甄别，以考察其反动宣传效果。这次口试甄别是所有人都进行的，而且是单独进行的。去了之后敌人提出一些相同的试题、让你口头回答。题目是：“毛泽东好还是蒋介石好”、“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那个好”、“苏联军队好还是国民党军队好”、“究竟是那个卖国？”等。在问我之前，我就从已去过的同志们那里了解这些题目，所以事先就决定准备好如何回答。我对敌人这些问题是面对面顶的，我的回答是：“我认为毛泽东好，因为他为了穷人闹革命、实行土地改革、使穷人都有饭吃。”三民主义讲得挺好，就是不见实行。可共产党土改就实现耕者有其田。你们说共产党卖国我没见着，可解放前我倒在上海看见不少美国兵舰和外国军队，美国兵还到处强奸妇女，象“沈崇事件”“武汉景明大楼事件”就是例子。“解放军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买卖公平、不打人骂人、还优待俘虏”等。在我回答了这些问题之后，敌人气极了，大骂我态度恶劣、狡猾、思想顽固，你就别想回大陆。回来后我就把我如何回答的情况向洪亮等同志谈了，他们鼓励了我一番。当晚在全队晚点名时，那个姓赖的主问教管在全队面前大骂我思想顽固，还列举了我如何回答的例子，并说：“他这样一个小孩，怎么会知道这些，就是背后有人操纵，控制他（实际是指洪亮）。并对这些人提出警告。在敌人讲完之后，洪亮同志就站起来对敌人进行批驳说：“你们怎么还有脸说得出口，谁在背后控制他，连他（指我）这样一个小孩你们都没办法，这正说明你们政治上的无能”。在说完这段话后，洪亮同志还以命令口吻说“拿根烟来”。那个姓赖的特务当着全队人的面乖乖地拿出了烟，并十分难堪狼狈的走掉。当时这件事成为笑柄，所以记得较详细。九、暴动计划第一次暴动计划，潘国杰同志是秘密领导人，但是以洪亮等同志出面的，初步计划是：决定在中秋节傍晚、利用敌人过节麻痹的时侯全面行动，并抢夺敌人的枪支，往南突围和争取尽早到达台中，因台中就是山区，特别是高山地区、又是少数民族，和国民党有矛盾，所以就有利于打游击。并且设想到了高山以后，台湾地下党肯定会来联系，就可以建根据地。由于我曾从卫生营步行押至内湖（又正是南面方向）所以就把我一路所经过道路和一座吊桥情况全部提供。正当积极准备和组织这次暴动时、敌人突然在七月下旬进行了第一次遣返。（潘国杰同志也遣返归来）打乱了整个计划。
在第一次遣返之后，整个集中营当时只剩下一百余人，都是被认为较顽固的。同志们认为反正活不成了，不如尽早拼一下，总能冲出去一些同志。所以就由洪亮同志组织决定：只局部抢枪，并由一些人用被子铺在屋脊型铁丝网上集体往外冲，（方向不变）不料正在准备过程中、敌人来集中营把洪亮、蓝培伦等二十几位同志一起押走。第二次暴动计划即告失败。我记得当时洪亮同志被押走时我流泪了，洪亮安慰我“坚强点”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这二十几位同志被押解走了，这一天夜晚我失眠了翻来覆去无法入睡，这是我被俘后第一次失眠。其后听说被带走的人全被国民党杀害处决了。至今我仍不明白国民党为什么要枪杀战俘太不人道了。十、暗斗第一次遣返后，我与被关押的李达夫和新华社随军摄影记者周洋接触较多，也得到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在集中营人格诬辱、变相体罚是家常便饭。也是我常经历过的。就拿蒋介石过生日做寿吃面条这件事说吧：每人一碗烂面、吃完后就没有了。当时我说“寿面、瘦面、越吃越瘦”当即被人告密，随即被罚跑步十圈和大太阳下暴晒一小时。另一次情况是这样：集中营的政工人员说大陆人民没饭吃，台湾每天派飞机到大陆投放大米。有一天一架飞机从集中营头顶飞过我则说“飞机又到大陆轰炸了”又被人打了小报告，被政训人员罚面向墙跪下，并且在头上顶了二块砖约半小时。在集中营后期，我有一根木棍，每天柱着它成跛子，此时有个宿迁籍姓周的教官和我拉老乡关系，几次找我谈话，愿意保送我进军官学校，如果不愿当兵可以送我到台北上普通中学，以后还保证上大学……都被我一次次拒绝。我坚称自己残废了，要回家。在第一次遣返之后，敌政工人员为了加强管理，一方面威协如不老实，以后就送你们去“火烧岛”一辈子别想出去。另外又拿出第一批遣返时拍的照片给战俘们看，并公开说：“要你们这些人改变顽固思想不可能，但只要老老实实服从管理就放你们回大陆”。我和原团二连卫生员曾获战斗模范的刘俊杰一起、经常骂敌人、捣蛋、不服管教。常遭到跑步和罚站。每晚战俘都要唱三民主义国歌、我们就改成"杀"民主义，天天如此。而且我还经常轻轻唱些革命歌曲给难友们听。十一、遣返在第一批遣返后，剩下的战俘全部集中关押在前排房内，而第二排房屋则关押了一批台湾当地的青年，大都是学生。我们与他们是隔绝的，不准也没有可能接触。另外也陆续押来一些从海上抓来的战俘。
年12月进行第二次遣返，从其它关押点转来有二百余人和内湖集中营一百余人共约三百余人一起遣返。出发前进行了所谓的新生毕业欢送会。结束前敌人搞了个突然袭击，宣布所有遣返人员应举手发誓、由政工人员领誓“脱军”我再也不参加解放军，要是再参加，就绝子绝孙，炮弹穿心。“当时我和刘俊杰站在一起，我俩均改成‘我要不参加解放军就绝子绝孙、炮弹穿心。’”发完誓后所有人被分坐上美式大卡车，战俘蹲坐在车内，车四周则站着持枪士兵押着，俨然象处决犯人。汽车途经台北市区，至于台北是什么样子谁也没看到。
到海边码头后，所有人挤进一条登陆艇舱底，后航行至马祖岛海面，被分批押上一些渔民小木船，运至闽江口大陆。我是和李达夫、刘毓芝等七人在三天后最晚一批登上小船开往大陆的战俘。那些最先登陆的人还为我们迟迟不来而担心。
登陆后我们主动与当地居民联系，请他们与我军联系，不久看见了有一个班战士出现在我们面前，当时可想而知心情有多么激动！巧合的是这些战士属于当年参加金门战役团新组建的部队。而且他们属于刘毓芝当年所在连队。刘毓芝当年是排长，而现在的连长则是没有参加金门战役的付排长。
第二天，部队用船把我们七人送至福州郊区兵团政治部招待处，与先期到达的难友会合。这一天是年12月18日。从此开始新的艰幸历程。
幸运返回后在兵团招待处受到热情接待，派来了卫生队给大家疗伤治病，伙食定为中灶，相当于团级干部待遇．在最初的二个月以疗养为主，只由保卫干部进行个别谈话聊天为主．二个月后连以上干部调至南京由三野保卫部进行审查，排以下则留在福州接受兵团保卫部审查。
51年8月，经8个月审查结束，接受处理，由于在台湾关押期间党员被迫集体脱党，遣返时又参加了脱军大会，因而受到的处理是非常严历的．有部分人员判刑，其余大多数人则全部开除党籍军籍，遣返返乡，也有个别作复员处理。
而唯独我是最幸运的一个人，＂继续留在部队里工作，军龄从参军日算起＂，并且因弹片仍在体内，被评为＂三等乙级残废＂．另有几位排级干部和我一起留在部队，但他们的军龄从留任这一天算起，等于从新入伍，过去军龄则全部不算。
在其后的数十年内，我基本上没受到更大的冲击，只是自己心理上有点压抑和隐影。总背着战俘这个不好的名声。客观上人们也受到传统观念影响，很自然有时会有些联想和怀疑。
遗憾的是在部队工作不到一年就复转到地方，在上海进了工厂，搞工会工作，一年后考入艺术院校。虽在肃反时曾受到审查，但不久即宣布没事了。毕业后分配至大西南，工作还算顺利的。当然文革期间免不了受到冲击，清理阶级队伍时也受到过隔离，也是不久就宣布解放。是我的档案救了我，使所有政治上的怀疑均一一化解。
现在我已享受平静的晚年生活，只是不时会怀念起那些已逝去的难友。我从没后悔过自己选择的道路。我没有忘却自己的信仰，没有辜负我父親对我的期望和家庭对我的影响。感言谈到回归战俘的命运，都是负面的信息。无论是朝鲜战场回归的战俘、还是金门战役回归的战俘，当年均受到严厉不公的对待和处理。应该承认过去的战俘政策受封建的战俘观“忠义”“杀身成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影响极深，因而对敌宽，对己严。敌方的战俘，甚至包括罪行累累的战犯均能给予人道对待和宽恕；而绝不轻饶自己的战俘，无论他是如何被俘和表现如何？
这可以从83年中办74号文件为金门被俘人员平反和落实政策文件内容中，可以了解一二；如回归的个人中，仅有一人保留了党籍，一人保留军籍，可见当年对回归战俘处理是多么严酷。
尤其是当年在台湾未归，加入了国民党军的战俘，后以“老兵返乡”在大陆受到贵宾接待；而不愿为敌服务，冒死回归的战俘，却受到严厉处理，这是多么的不公平啊！
庆幸的是三十余年后的拨乱反正，中央发布了74号文件，为所有金门战役回归的战俘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名誉和各种待遇。这使当年那些曾身经百战、那些曾获得战斗英雄战斗模范又可以抬起头过着正常人的生活。而那些之前已逝去的难友却没有这么幸运了，当然他们的家庭子女再也不会受到开除党籍军籍的耻辱家庭帽子影响了。所有回归战俘都从心里感谢邓小平、胡耀邦给他们带来第二次政治生命！不应忘记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把每年九月三十号定为烈士纪念日。这让我想起今年清明期间，原南京军区王洪光中将，在网上提到不应忘记49年金门战役中牺牲的近四千人，应立碑纪念。当时有些网友发文称不应该为失败战役中牺牲的人立碑纪念，也有人认为这是劳民伤财没必要，当然也有人提出应该立碑纪念......
金门战役是失败了，但四千烈士用鲜血和生命为其后解放舟山、海南提供了胜利的经验教训。
当前两岸处在和平相处阶段，立碑也许会引起负面影响，但是四千余烈士总不能用“失踪”来解释。因此有关部门不妨在大嶝或莲河立个纪事碑或无名烈士碑。让当年战役失利中牺牲的同志在天之灵知道，我们活着的人没有忘记！
我是在我子女催促下把战俘的经历以回忆形式加以叙述。事隔65年余，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望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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